為什麼台灣人好像不恨日本人？

同屬被侵略、被殖民的國家，為什麼中國人恨日本人、韓國人更恨日本人，台灣在大眾文化裡卻蘊含著對日本的「思念與依依不捨」？「海角七號」大賣時這問題被挑起，現在KANO大賣時還是有人質疑。嘉農得到甲子園亞軍的前一年，霧社事件才剛發生，為什麼大稻埕的「黃金年代」，日軍卻殘暴鎮壓賽德克族？

順著「大稻埕」與「KANO」的風潮，看看同時代的經濟史：原來，在那年代，發生一件世界史上罕見的大事情，就是：台灣人「富起來了」。這段經濟發展讓西方學者驚豔，認為日本殖民地寫下人類歷史的特殊案例，稱為「平衡而均惠式」的發展，認為是「成功的現代化」。

西方學者的溢美稱讚，對比自白人殖民統治的殘酷。從哥倫布殘酷鎮壓聖多明哥島，西班牙人虐殺中南美洲原住民，達伽馬航海過程一路燒殺，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大肆屠殺海外閩南人，以及源源不絕被俘虜到美洲的非洲黑奴（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遇也沒多好），西方人不把異民族當人看的歷史血跡斑斑。也難怪，西方學者對日本人在台灣的統治嘖嘖稱奇。

日本治台初期，遭遇台灣人頑強的抵抗。日本軍人死於戰亂與瘴癘，進佔台灣消耗龐大國力，如1896年日本國庫對台支出1800萬圓，佔政府歲出11%，導致在日本興起「一億圓讓渡台灣」的聲浪。

這時，日本政府在台灣實行「土地改革」，用不久後跌價的股票認購，強迫「大租戶」（大地主）讓出土地所有權給「小租戶」，進行土地調查確認土地所有權、確立土地商品化。再加上建築鐵路等公共建設，日本政府完成前台灣巡撫劉銘傳未竟的遺志（他沒有足夠的力量對抗大租戶），奠定台灣「近代化」的根基—-這實際上是為了拉攏小地主，讓社會穩定下來，提高生產力，以便徵收比日本人還重的稅負，逆轉日本政府的透支。

台灣人的農耕習慣也讓台灣的命運有別於其他殖民地。學者喜歡拿爪哇來比較。荷蘭人統治爪哇時，也有土地私有化與商品化的改革。但爪哇原住民沒有土地私有的觀念，也沒有台灣人這麼熱愛家庭農業，所以荷蘭人經營的大公司得以廉價取得土地使用權，爪哇原住民變成大面積種植熱帶林園裡的雇工。

台灣人喜歡自己有塊小田地，日本人也樂見家庭農業的趨勢。雇用工人要付薪水，雇主有雇主的責任，農工很難管理。小型自耕農因為可以吃自己種的米跟蔬菜，所以日本商人只要能設法在收購時壓低價錢，台灣小農還是可以「自我剝削」，勒緊褲帶活下去。畢竟是自己的田，有獲利機會，農人會願意設法增加產量與品質，大規模耕作裡的農工不會做這些事情。而這些台灣小農的小田地，就讓台灣人保留些微的自主與彈性。

台灣民心穩定之後，日本人開始追求回報。日本人需要吃糖，為了買糖每年要用掉許多外匯，1897至1903年，日本每年花費2300萬圓進口砂糖，佔日本外貿赤字的54%。台灣原本就有糖業基礎，日本人鼓勵台灣人種甘蔗，鼓勵台灣小資本家成立糖廠。1902年，在官方主導下，台灣第一座現代化糖廠在橋頭成立，並頒布「台灣糖業獎勵規則」，台灣富商如陳中和紛紛搶建現代糖廠。

新式糖廠的榨糖能力遠超過傳統糖廠，新增產能造成糖廠競爭出高價收購有限的甘蔗，蔗價大漲三成以上。這會侵蝕日資糖廠的利益，也會降低日本勞動階層的消費力。1905年，台灣總督府頒布「製糖廠取締規則」，限定製糖廠只能收購當地甘蔗，蔗農不得跨區販售。製糖廠成為總督有權許可或廢止的特許行業。這年開始，日資大舉來台，到1913年，連台灣富商經營的改良糖廠都已失去競爭力，日資糖廠最後吃下98%的產能與定價權。台灣蔗農失去待價而沽的機會，連台商也只能分到半匙羹。

但台灣小農可以選擇不種甘蔗、改種稻米或甘藷，讓日本人繼續面對糖荒。這就是「米糖相剋」的由來，台灣種稻的多了，種甘蔗的土地面積就減少，糖的來源就出問題。不過，台灣在來米的國際競爭力不強，不如中南半島的米吃香。如果農人紛紛搶進種稻，光靠本地市場，恐會造成稻米跌價。由於種植、販賣稻米的利潤不高，日本商人也沒興趣介入，使得碾米廠與米農的經銷、借貸系統都還掌握在台灣小商人手裡。

面對「稻米爭地」，日本政府自有應對方法。在水利條件不好的嘉南平原，農民往往只能在甘蔗跟甘藷間選擇，糖商直接訂個餓不死的收購價就好了。在適合種水稻的台灣中部，就透過「米價比準法」，讓蔗農的收益跟種水稻差不多。這時，縱使台灣小農有選擇作物的權力，還是跳不出日本政商的手掌心，無法從從糖價上漲獲得較多獲益。日本缺米時，就從台灣運些在來米過去賣。不缺米時，就訓令限制台灣米外移。一切都是以日本國家利益為優先。結果是：1902到1925年間，縱使台灣農民的生產力大幅成長，台灣人生活水準改善的速度卻相當遲緩。

這套操作手法到1920年代後開始出現變化。日本人口增加，對稻米需求日增。日本工業發展需要廉價的勞動力，工人需要便宜的米飯，但日本稻農也有強大的政治力量，要求政府用保證價格收購稻米。1922年，高品質的蓬萊米成功移植台灣，幾年內快速成為台灣稻米的主流，帶動稻田總面積增加。糖商的政治力量此時已無法阻止台灣米源源不絕送到日本，帶動台灣蓬萊米與在來米價格雙雙上揚。日本米因為價格較貴，呈現滯銷，日本政府還曾花上一年超過十億圓的鉅款買米，然後堆滿糧倉。

1930年，嘉南大圳開通，更增加小農的優勢。原本不適合種蓬萊米的田地，現在可以種了。蓬萊米帶來更高收入，選擇種甘蔗的農民減少。不管日本人注資蓋嘉南大圳的動機是什麼，嘉南平原的農民是直接的受益者。

台灣稻米在島內的產銷系統一直掌握在本地小商人手中，日商無法靠經濟力量聯合壟斷進價，東京也存在著歡迎台灣米的勢力。米價高漲後，甘蔗收購價也不得不提高，但台灣小農種植甘蔗的意願降低，逼使糖商不得不投入增加甘蔗生產效益的研發與投資。米價高漲又帶動台灣土地價格上漲，讓糖商無法購買大塊土地來聘請農工種植甘蔗。

這時，台灣出現人類殖民史上罕見的經濟發展：台灣農業工人薪資上漲幅度超越日本，甚至在日本農業工人薪資下滑時還是繼續上漲。台灣農業工人的實質收入在1933年時比韓國高15.75%，台灣人的實質消費力在1935年時比韓國高34%。1930年代，日本有諸多勢力想打壓殖民地的米價，造成韓國經濟衰退，但台灣的小米農跟小米商仍頑強奮鬥。1939年，帝國議會硬是編造理由，通過實施台灣「米專賣」制度，強制低價搜購稻米。這時已進入戰時體制，連保守的地方仕紳串連的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」，也早在1937年被迫解散，台灣人此時已無力反抗。原本台灣人賣米給日本米商的獲利，有三分之二消失在「米專賣制度」的黑洞，這數目比全島每年徵收到的土地稅還多。

米與糖是理解台灣殖民史的關鍵。當我們懷疑為何韓國人痛恨日本人但台灣人卻沒那麼恨時，要留意經濟因素。除了「黃金年代」台灣的後發先至外，韓國的碾米廠有54%受日本人控制（台灣是1.2%），但日本人名下的韓國碾米廠設備先進，馬力數占了80%。韓國肥沃、大片的農田有三分之二屬於日本人所有。日本對韓國是完全的剝削，米價上漲的利益韓國人能得到的有限。

日本人並沒有刻意要對台灣人好，差別在於台灣生產的糖比米重要。日本跟韓國都可以生產稻米，只有台灣盛產糖。日本人把重心放在剝削蔗農，沒意料到日後無法控制米價的飆漲。雖然台灣人還是日本人眼中的次等民族，但人類的幸福感往往來自相對的成長，而不是絕對的擁有。在高速成長期求學、求職的台籍青壯年，就有可能在戰後回憶日治時代時，覺得那是「台灣的美好時光」。

米糖相剋的隙縫，也能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霧社事件會在如此美好的時代發生。很明顯的，原住民被排除在稻米生產與經銷體系之外，當閩客族群手頭稍有餘裕時，原住民在山上遭遇更慘烈的剝削。於是風華與屠殺同時而來，歡慶與流離也就成為同一個時代的象徵。

日本人侵略亞洲時，會按照自身利益採取不同政策對待不同國家人民，也就會造成不同的觀感與評價。大稻埕或KANO的故事，只是日本殖民史的一小片切面，只能說台灣人運氣比韓國人好，受到的苛刻與虐待比較少。不管如何，這都是台灣歷史的一部份。台灣歷史的進程，依稀還能看到劉銘傳、日本殖民政府、國民政府接力完成的痕跡。不管主事者的動機如何，我們還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了。影響台灣人對日治時代觀感的原因非常多元，但我想經濟成長是最關鍵的原因之一。

（本文資訊主要來自中研院研究員柯志明「米糖相剋—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」，以及吳育臻的博士論文「台灣糖業『米糖相剋』問題的空間差異」。關於「米糖相剋」以及所謂「黃金年代」、「美好年代」，不同史家有差異極大的觀點，有興趣深究的人請自行搜尋。我所記述的，請當作資訊來源之一即可）

【同場加映】馬達加斯加的一八九五

一八九五年，法國侵略馬達加斯加，解散他們當時的政府。加利埃尼將軍「平定」此地後，開始對馬達加斯加人民強加重稅，這樣他們才能賠償法軍侵略時的花費。接著，法國政權想要的鐵路、公路、造橋、開墾農地，也列入馬達加斯加人的債務。馬達加斯加人不能決定這些建設要蓋在哪裡，法國軍隊與警察會屠殺強烈反對開發計畫的人。在一九四七年的起義事件中，法國人屠殺了五十萬以上的反對者。直到今天，馬達加斯加已經獨立多年，但馬達加斯加人還是欠法國人錢，國際社會也接受這樣的安排。

加利埃尼將軍在一九○一年完全控制馬達加斯加後，開始徵收人頭稅，這稅金很重，而且只能用新政府的馬達加斯加法郎來繳。他說這是「教育稅」，要教育當地民眾「工作」的價值。由於繳稅期限是在農作物收成後不久，多數農民只能選擇把稻米賣給從中國或印度來的商人。剛收成時農作物價格最低，如果農民賣掉太多，剩下的作物無法養活家人一年，後半年只好用借貸的方式買些米回來吃。很快的，農民就負債累累。缺錢的農民只好開始種植商業作物，或把小孩送到都市、或法國人的農場工作。

法國人讓馬達加斯加欠下的債務一直還不清，加上獨立後統治者也不怎麼清廉，於是國際貨幣基金介入，要求政府縮減預算。有一筆瘧疾偵測計畫就這樣刪掉了。當瘧疾絕跡兩代，馬達加斯加人漸漸失去免疫力時，因為偵測計畫刪掉，最後造成一萬人死亡。